有学者常将经、史、子、集四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黄晏妤在《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四部只是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分类。中国传统学问不重分类，尤其不主张将学术分而治之；虽然也不时有主张分类者，但未得到普遍认可。近代中国学者对学术分类的注重，主要还是受到重视分科的近代西学的影响。章学诚的主张之所以受到一些近代学者的青睐，其中一个原因是章主张“学贵专门”，与西方将学术分而治之的观念有相通之处。视四部分类为学术分类者都是相当晚近的学人，他们多半是先有了来自西方的学术分类观念，然后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结果很容易就重新“发现”了四部分类。
程华平在《传媒发展与小说语言观念的近代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二期）一文中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当然有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刊载小说的媒介在小说语言观念变革中的作用同样值得重视的，可以说同传媒发展息息相关。近代报刊文体用语的简明通俗，不仅对传统文体形成了冲击与解构，而且报刊业鲜明的市场意识和读者意识决定了报刊迎合公众的平民意识，这些都导致了白话文作为传统文言文的对立面而被大力提倡。这正如曹聚仁先生所说，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
沈长云在《认清中国古代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中，坚持中国古代有过一个奴隶社会的人已越来越少了。因为越来越清楚的史实表明，无论是作为商代主要劳动生产者的众人，还是作为西周春秋主要劳动者的庶人，都不是什么奴隶；至于战国秦汉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为国家提供租赋徭役的自耕小农，也是越来越清楚的史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将“东方社会”区别于古代西方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的论述。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要比“五种社会形态”说更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也更适合中国国情。
卞敏在《论六朝文化精神》（《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一文中说，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六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表现出两大盛世间的过渡风貌，因而是一个风采独具的时代。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动乱最多的时期，动荡纷乱、南北分裂是其主要的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六朝是一个“风流”时代，其灿烂精深的思想文化深深地吸引着后人。魏晋六朝的文化精神体现为：抽象的思辩能力，崛起的个体意识，崇尚精神的自由，名士的佯狂傲世，返归自然的气质，高雅的审美情趣。魏晋六朝文化在挣脱了两汉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后，不仅为佛学的传入和道教的兴盛开拓出一片自由的天地，而且使崇尚自然、不拘名教的玄学得以产生和发展，并成为那一时代诸多思潮的主流。
刘可敌在《对对子与中国文化精神》（《东岳论丛》2000年第1期）一文中说，陈寅恪认为，汉语的特点通过对对子可以得到集中的表现，对对子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思维方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因此不仅不能简单地用西方语法体系来研究汉语，而且也不能仅仅把汉语视为工具，而应该从建设中国文化体系的角度来重新研究汉语。陈寅恪以为不懂平仄就无法真正理解古代文学，即使理解也只能是误读式的理解，因此他在1932年应清华大学中文系之请，代拟的入学国文考试题中就出了对对子。陈寅恪还对五四以来语言学界盲目以印欧语系的语法体系来套汉语，以及对文言文否定过多的倾向给予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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